最近,菲律宾那边搞了个大动作,他们的十五个参议员联起手来,通过了一份决议案。 这份议案的核心内容,是研究怎么把咱们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一位副发言人,列为所谓的“不受欢迎的人”。 在外交界,这个“不受欢迎的人”标签,通常就是驱逐外交官的前奏。 这意味着,菲律宾的一部分政治力量,正试图在外交层面向中国施加直接压力。
面对这种公开的威胁,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回应,来得干脆利落,甚至有些出乎外界的预料。 大使馆发言人季凌鹏直接向菲方喊话。 他的意思概括起来就是:你们菲律宾参议院没必要搞这些弯弯绕绕的决议案。 如果真想动手,干脆直接把我们中国驻菲律宾的大使井泉先生,列为“不受欢迎的人”算了。 反正这整件事,都是一场政治操弄。
季凌鹏进一步点破了关键:在菲律宾,只有总统马科斯才拥有最终决定并驱逐外国大使的权限。 所以,你们这些议员得去问问马科斯总统,看他是否愿意配合你们演这出戏。 更有力的表态在后头。 中方明确指出,中国驻菲律宾的外交团队是一个整体。 菲律宾别想挑出某一位外交官进行单独针对。 如果菲方执意要走这一步,那就请把整个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团队全部驱离。

这个表态的潜台词非常清楚。 菲律宾或许以为,通过针对个别外交官,既能向国内展示对华强硬姿态,又能控制事态不至于过分恶化,中方可能会为了大局而妥协。 但中方的回应划出了红线:我们不接受这种“切香肠”式的挑衅。 要升级,就直面升级的后果。 如果一国在另一国完全没有外交官员留存,那在实践上就等同于断交。 中方直接把“可能断交”这个最严重的后果,摆到了台面上。
为什么中国这次的反应如此强硬? 这得从另一件事说起。 2025年年底,中国军方在南海海域进行巡航时,发现了一艘遇险的菲律宾小渔船。 当时船已经翻了,一名菲律宾渔民处境危险。 中方军舰立即实施了人道主义救援,成功救起了这名渔民,并协助他安全返回。 这本是一件体现人道精神的好事。
然而,这件事到了菲律宾海警发言人杰伊·塔里埃拉那里,完全变了味。 他很快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文,声称中方的这次救援行动是“精心策划的政治宣传”,是一场“公关作秀”。 做好事反被诬蔑,这种颠倒黑白的操作激怒了中方。 中国驻菲大使馆的副发言人随后对塔里埃拉提出了批评,指出其言论不负责任。
但事情没有就此结束。 塔里埃拉不仅没有收敛,反而联合了菲律宾国内几位知名的对华鹰派议员,推动了这份针对中国外交官的参议院决议案。 可以说,这份议案是菲律宾国内部分势力,对中方正当批评的一次报复性行动。 根据不完全统计,光是2024年一年,这位塔里埃拉就在各类平台发布了接近200条攻击和抹黑中国的内容。
中方的回怼,不仅仅是针对这份议案。 发言人季凌鹏在表态中留下了一句极具分量的话:即使菲律宾采取极端措施,导致中国驻菲使馆无法维持运作,被迫闭馆,中国外交官的使命也不会终结。 他们将通过其他一切可能渠道,继续坚定不移地反击任何对中国的污蔑和抹黑。 这句话等于告诉菲方,想用关闭外交场所来让中国声音消失,是绝对不可能的。
这场外交风波,只是近期中菲复杂博弈的一个缩影。 就在2025年12月,菲律宾参议院还通过了一项所谓的“第85号联合决议”。 这份决议要求中国向菲律宾支付高达3960亿菲律宾比索,约合500亿元人民币的赔偿。 理由是中国在南海的相关活动,对珊瑚礁生态系统造成了所谓“破坏”。
提出这项索赔的,是菲律宾参议员丽莎·洪迪薇。 她被许多观察人士视为菲律宾政坛的“反华急先锋”。 然而,这项巨额索赔案有一个致命问题:它缺乏权威的、公认的科学报告或独立的第三方数据作为支撑。 更多是建立在政治指控之上。
面对这种指控,中方选择了正面揭露。 中国海警随后公布了多份证据,包括视频和照片,显示菲律宾的船只多次在南海蓄意挑衅,甚至做出危险的“碰瓷”动作,主动撞击中国海警的巡逻舰艇。 中方也发布报告指出,长期非法“坐滩”在中国仁爱礁的那艘菲律宾老旧军舰,其船体锈蚀和人员活动,才是对当地珊瑚礁生态最直接、最持续的破坏源。
法律层面的交锋不止于此。 2025年7月,中方宣布对菲律宾前参议员弗朗西斯·托伦蒂诺实施制裁,禁止其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。 托伦蒂诺是总统马科斯的重要政治盟友,他曾是推动菲律宾《海洋区域法》的关键人物之一。 这份法律单方面扩张了菲律宾的海洋主张,加剧了中菲在南海的矛盾。 中方的制裁,被视为一种直接且精准的反制。
在菲律宾国内,对于如何处理对华关系,声音并不一致。 虽然有15名参议员联署了反华决议,但菲律宾政府行政体系内部,却流露出不同的态度。 菲律宾总统府马拉坎南宫的发言人表示,马科斯总统支持用一种“坚定但通过外交途径”的方式来处理争端。 菲律宾外交部也对外强调,宣布外交官为“不受欢迎的人”属于“最严厉的外交行动之一”,暗示这并非首选方案,他们仍致力于通过对话解决问题。
这种分歧也出现在其他场合。 曾任菲律宾驻美国大使馆新闻官的阿道夫·帕格利纳万,公开发文批评菲律宾的《海洋区域法》。 他认为该法案曲解了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的精神,可能将菲律宾引向更危险的对抗之路。 他同时指出,马科斯政府在处理南海问题时,过度依赖军方和海警部门,而忽视了专业外交渠道的价值。

在这场博弈中,美国的角色始终清晰可见。 每当南海发生摩擦事件,美国高官的声援总是迅速到来。 例如,在仁爱礁发生对峙事件后,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立即与菲律宾国防部长通了电话。 他在通话中不仅指责中国的行动,还重申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务承诺“坚如磐石”。 这种外部支持,无疑给菲律宾国内的强硬派势力提供了底气。
从历史和文化角度看,美国对菲律宾的影响是全方位的。 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、长期形成的政治制度关联,以及英语媒体和教育体系的渗透,使得菲律宾的许多精英阶层习惯于从美国的视角来审视地区事务,包括南海问题。 这导致菲律宾的外交政策,时常难以摆脱美国战略的影子。
然而,一些分析人士开始发出警告。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副院长李开盛就曾比喻道:“大象打架,小草遭殃。 ”他提醒菲律宾,如果主动卷入大国地缘政治的激烈竞争,最终承受巨大风险的,将是菲律宾自身的发展与安全。 美国可以鼓动对抗,但未必愿意为菲律宾的利益而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。
在法理层面,中方多次阐明自己的立场。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的官员指出,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中并没有所谓的“海洋区域”这个概念,公约确立的是领海、专属经济区、大陆架等明确的制度。 中方认为,菲律宾故意混淆概念,将中方在两国主张重叠海域的正常活动,污名化为“非法巡航”。
中方还提到一个关键事实:中国早在2006年,就依据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第298条规定,提交了排除性声明。 这份声明将涉及海洋划界、历史性权利等争议,排除在强制仲裁程序之外。 中方坚持,与菲律宾的南海争端,应该通过当事国之间的直接对话协商来解决。
在仁爱礁问题上,中方回溯了历史:自1999年菲律宾军舰以故障为由非法“坐滩”以来,就一直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。 2023年下半年以来,菲律宾方面更是频繁组织船只,擅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。 中方指出,中国与越南、马来西亚等其他周边国家,都存在海上争议,但通过双边对话协商,要么找到了解决办法,要么有效管控住了分歧。 中方反问,为什么中菲之间就不能通过同样的方式解决问题? 除非,有一方从一开始就不想真正对话。
中方的表态始终包含两个层面:一是愿意通过沟通澄清事实,减少误判,稳定双边关系;二是明确警告,任何鼓吹对抗、渲染紧张的行为,都是在将菲律宾拖入危险境地,最终损害的是菲律宾人民自己的长远利益。 这场由菲律宾部分议员发起的外交攻势,正迫使各方在一个更清晰的十字路口前,做出选择。






